《美国人谈工作：他们整天做什么以及他们的感受》，[美]斯塔兹·特克尔著，刘禹汐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3月版，968页，168.00元
美国作家、历史学家、普利策奖得主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1912-2008）的《美国人谈工作：他们整天做什么以及他们的感受》（Working: People Talk About What They Do All Day and How They Feel About What They Do，1972、1974；刘禹汐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1月）是一部重量级的访谈录，记录、呈现并书写普通人的职业生涯、生活感受和社会观察，开创性地探究了普通美国人面对工作的心态和真实感受。从史学研究的视角来看，它是一部口述史巨著，反映了宏大的、纯粹依赖文献记录的历史叙事所缺失的丰富细节和现实质感。
特克尔在纽约出生，在芝加哥大学获本科和法律博士学位，但是他选择了节目广播、新闻节目策划、故事剧演出、社会采访及非虚构写作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他的著名电台节目是以他名字命名的《斯特茨·特克尔（Studs Terkel）节目》，从1952年一直持续到1997年。在这四十五年中，他采访过马丁·路德·金、伦纳德·伯恩斯坦、鲍勃·迪伦等名人，更采访过无数普通美国人。他最擅长的各阶层采访和独特的“口述实录体”不但具有深度报道的新闻价值，同时也具有口述历史的重大意义，被认为最能体现出美国口述史学的民主性特征。他在1985年出版的《善战》中，通过采访当事人详细描述了普通百姓对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并因此获得了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他在晚年继续为社会发声，通过诉讼和行动捍卫民众权益。
在这部《美国人谈工作》的背后，应该看到的是斯塔兹·特克尔采访普通美国人的时代语境。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风起云涌，学生运动、反战、民权运动、妇女解放等声音一浪高于一浪。许多人都想知道“美国人的工作与生活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美国人的梦哪里去了”等问题的答案。特克尔适逢其时地走上街头、深入社会，采访的对象来自美国各行各业、三教九流，他个人的经历和超凡的采访能力使他能够深度挖掘和忠实记录被采访人的心声。在该书中共有一百多位受访者讲述他们对所从事工作的感受、忧虑、恐惧、爱憎和希望，应该把目录中所列口述人的职业身份引录在此：钢铁工人、报童、石匠 、农民、农场工人、农场妇女、深井矿工和他的妻子、露天矿矿工、重型设备操作员、接待员、旅馆总机接线员、电话接线员、沟通专家、空姐、机票预订员、模特、行政秘书、妓女、写手、 制片人、创意总监、演员、新闻代理人、分期付款经销商、电话律师、垃圾清理工、盥洗室服务员、工厂技工、家佣、管理员、门卫、警察、工厂调查员、摄影师、影评人、电焊工、检修工、仓库配货员、工厂经理、总领班、工会主席、出租车司机、公交车司机、州际卡车司机、停车场服务员、汽车销售员、理发师、发型师、化妆品销售员、牙医、酒店接待员、酒吧钢琴师、电梯启动员、管理员、前销售员、银行出纳、审计师、工会组织者、鞋厂填单员、邮递员、煤气抄表员、超市打包员、超市收银员、机场搬运工、行李工厂的制毡工、服务员、家庭主妇、书籍装订师、药剂师、钢琴调音师、房地产经纪人、游艇经纪人、股票经纪人、政府项目协调人、流程员、职业赛马骑师、棒球运动员、体育新闻代理人、网球运动员、冰球运动员、橄榄球教练、电视和广播主管、工厂主、银行审计部门主管、顾问、前公司总裁、杂货店店主、退休机车司机、前运务员、复印员、出版商、校对员、百货商店营业员、总裁、面包店主管、医院助理、保育员、公立学校教师、另类学校教师、职业治疗师、养老院执业护士、追悼顾问、掘墓人、苗圃养护员、木匠、诗人、编辑、产品设计师、修女、按摩治疗者、律师、图书管理员、石匠、修理店店主、神父、成人教育教师、货梯操作员、警察、消防员。这当然不是一份完整的清单——事实上也不可能把所有具体工作岗位都罗列出来，但可以看作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职业身份和岗位的一个缩影。
亚当·科恩（Adam Cohen）的“前言”应该是写于2002年，他说：“该书面世之时，可称得上是一则披露真相的启示，一扇可一窥那些我们几乎从未闻其音声的美国人之思想的窗户。……《美国人谈工作》一书中的口述历史就像是从遥远的时代寄来的信件，充满了惆怅。……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生产力迅猛发展，但是工作满意度却呈垂直下降之态。在阅读《美国人谈工作》这本书时，我们不能不去思考在工作场所出现了什么问题。”（前言，x-xi）科恩称这本书为“小人物独白集”，更准确地说就是普通人关于工作与生活的感受实录和思想实录。那些感受与思想中固然有些是比较雷同的、平庸的，但是更有不少是很独特和深刻的，有些也是很幽默诙谐的。这些被采访的普通美国人大都谈到对工作与生活之意义的感受与看法，有人感到空虚、不满甚至绝望，有人则认为工作有意义、生活有盼头。科恩认为该书“开创性地探究了‘普通人的那些非同寻常的梦想’，当美国开始重视、也必须要去重视那些不快乐的劳动人民时，本书会提供一些重要的深刻见解”（同上，xiii）。看起来，“不快乐的劳动人民”是这部访谈录的核心面向。
作者在全书开头第一段对所关注的工作的“本质”的描述就是：“这本书是关于工作的，就其本质而言，关乎对精神和身体的暴力。本书既谈到溃疡，也谈到事故；既谈到大喊大叫，也谈到拳脚相加；既谈到神经衰弱，也谈到上下级之间的欺凌。最重要的是（或者说最基本的是），本书讲述的是每天都要遭受的羞辱。对于我们中的许多负伤前行的人来说，能活到今天就已经是胜利了。”而且这种“对精神和身体的暴力”所带来的心理上和身体上的“伤疤”“可能已经以一种恶意且不可控制的方式触及了我们社会的精神世界”（导言，x）。当然他也谈到有少数幸福的人在日常工作中找到了乐趣，在书中有这样的受访人，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有一种难以掩饰的不满”。不满的原因当然有很多，有些相同也有些很个人化，比较共通的是感到自己只是一台被困在工作中的机器，如果用我们更熟悉的话来说就是生产流水线上的机器或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无论任务多么有损人格，无论它多么让人感觉迟钝、精神崩溃，人们都必须工作。否则就得完蛋。”（同上，xvi）这样的现实让作者联想到十九世纪：行李工厂的工人格雷丝·克莱门茨（Grace Clements）“每天的苦差事从一种可怕的角度向我们揭示了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伦敦并不遥远，也并不久远”（同上，xvii）。这就是“不快乐的劳动人民”的真实记录。
作者说自己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更不是“调查记者”，该如何去做呢？看起来他并没有在寻找和选择被采访者、制订采访计划和方法上有什么周密的考虑和安排，即兴和偶然经常起了作用，当然这也要得益于作者作为电台著名广播员的身份和知名度。在许多情况下，选择是任意的。去拜访谁？不拜访谁？与洗手间服务员交谈时，会不会忽略了电梯操作员？然后，在公共住房的台阶上、在平房里、在公寓里、在停放的汽车里，按下录音机与随意的提问，这就是最基本的工作方式。在采访中提出的问题也是随意的，“就是那种你会在与某人喝酒时问的问题，那种对方会问你的问题。谈话是习惯性的，而不是学术性的。简而言之，那就是谈话。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被压抑的伤痛和梦想像水闸一样被打开了”（同上，xxx-xxxi）。
前后三年的采访，“普通人的那些非同寻常的梦想，不断让我感到惊奇。无论时代如何令人困惑，无论官方语言如何杂乱，那些被我们称为平凡的人都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一种个人价值感，或者更多的时候意识到价值感的缺乏”（同上，xxxvi）。说到底，那些普通的美国人对于自己所从事工作的“价值感”，就是这部长达九百多页、采访了一百多人的访谈实录中最重要的关键词。
在“导言”之后是三篇“序言”，其实就是三篇访谈录，受访人分别是一位钢铁工人、三位报童和一位石匠。作者显然觉得他们的访谈具有某种代表性或重要意义。第一篇序言的受访人迈克·勒菲弗（Mike LeFevre）是一位钢铁工人，他说很难有理由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对于一座你自己永远也不会走过的桥和一扇你自己永远不会打开的门，你是很难有自豪感的。”没有自豪感，也不会对工作感到幸福：“我为工作感到兴奋的那天，就是我该去看心理医生的那天。拉钢筋的时候．你怎么会兴奋呢？你感到很累、想要坐下的时候，你怎么会感到兴奋呢？”（2页）说得太真实了。更为深刻而且有点出乎意料的，是这位钢铁工人对知识分子、某些主义的警惕与批判：知识分子们总是喜欢说在工地、钢铁厂或者工厂里面干活儿的人里面有些能成为拜伦勋爵、沃尔特·惠特曼、罗斯福和毕加索，其实他们并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话。“为什么……总是说他们为工人的利益考虑，而他们一旦建立了国家，就有些人冲着拖拉机唱歌呢？他们唱的是他们有多么热爱工厂。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买账。……是知识分子的理想，不是我的。我没法想象自己冲着一台拖拉机唱歌，我就是想象不出来。（笑）……不，谢谢。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的。”（7-8页）那么，这位工人在礼拜天晚上会想什么呢？当然不是接着要来的礼拜一，而是下一个礼拜天。“你工作很辛苦的时候，你想的是永远也不会结束的假期。”（9页）说得太实在了。至于如何能够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他的想法和做法也是我们很多人都能理解的：纯粹出于无聊而搞点小破坏、故意弄出点错，看看做出来的东西能不能通过检查，一个有意弄出来的错误就是真正属于自己留下的痕迹。对此我们不仅能够理解，而且也很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
但是，这位工人还有另一个愿望是很浪漫也很人文主义的：“我想开一家集书店和酒馆于一体的店。（笑）我想有一个地方，大学生能来，钢铁厂的工人也能坐下来聊聊天。在这个地方，工人不必为读沃尔特·惠特曼的书而感到难为情，一个大学教授也不必为他周末粉刷了房子这种事感到难为情。”（12页）在现实中，这样的书吧有了，但是钢铁工人和大学教授坐在一起聊天喝酒的情景恐怕还很少。
有些与工作相关的事情往往是圈外人想不到的。比如从事某种行业的工作与自己叫什么名字会有什么关系呢？罗伯塔·维克托（Roberta Victor）是一位性工作者，她说自己几乎每周都用不同的名字：“有一些名字是很受欢迎的。每两个卖淫女中就会有人叫金、特蕾西、史黛西等时髦的名字。……我们选的是完全非种族倾向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取的那种名字，富有的名字。”（113页）罗伯塔·维克托在为自己从事的这种职业辩护的说法中，也有对社会问题的论述：“我是从自己周围的社会里学来的，怎么做女人。社会教会我们怎么卖淫，怎么吸引、牵制一个男人，然后在性方面给他些恩惠作为回报。”（114页）她竟然还有一种身份和权力上的满足感，作为应召女郎而在社会上层去的饭店就餐，“人们没办法把我和上层社会的人区分开来”。罗伯塔·维克托还会从社会权力的视角来谈论自己的职业：“大多数女人都被教导要变成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我所做的只是把美国女人的现实给表演出来而已。”（126页）
同样也是对于职业身份的态度，垃圾清理工尼克·萨莱诺（Nick Salerno）能坦然对别人说自己是开垃圾车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这工作的工资很高。当孩子在学校被人瞧不起的时候，他这么对孩子说：“宝贝，这是一份好工作。没有什么可羞愧的。我们没有偷钱。你有你需要的一切。”但是他也并不喜欢与别人谈论工资，“不喜欢听到我们的工资比一个教师高。……教师应该挣到更多的钱，但不要从我这里拿”（180页）。如果不是有相对比较高的工资，这位垃圾清理工人恐怕不会那么坦然吧。虽然说“工作没有贵贱之分”，但是只有工资才是硬道理。
身为警察的雷诺·罗宾逊（Renault Robinson）在访谈中谈到了职业伦理的重要问题，因为他“注意到了工作的双重标准，黑人受到的待遇是一种，而白人的待遇又是另一种。我学到了一件事：是白人控制了这个城市的黑、赌相关的事儿。白人赚了大部分的钱，而很少有人被逮捕。被逮捕的都是黑人。”另外就是上司会让他们为了凑指标而去抓人，“这样我们就可以和其他区平齐了”。于是他们会找到一个瘾君子，然后逼他供出供应商在哪里，去逮捕他。我们会给他一些钱，让他从另一个供应商那里买东西，然后我们也会逮捕他（233页）。这是从现实到好莱坞电影中都常有的情节，在黑白两道之间的灰色地带中充满了共享的智力和手法，在目的与手段之间的正义伦理总是会被嘲笑。这位警察敢于在访谈中公开谈论这些问题，应该说他没有什么顾忌。
弗兰克·德克尔（Frank Decker）是一位州际卡车司机，自1967年大罢工以来他一直是钢铁运输司机兄弟会的组织者。“四十六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建立一个协会，让运输司机能有机会为自己说话，让他们获得更好的工作条件。还与卡车司机工会进行了一场风起云涌的斗争。”（335页）德克尔自己对卡车司机这个职业群体的描述很有意思：“卡车司机是个很奇怪的存在，他们很保守。他们来自农村，或者他们认为自己是商人。但在他们的外表下，他们真的很民主、仁慈和自由。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告诉他们，他们是自由主义者，你很可能会被打掉脑袋。但是，当你开始谈论的东西，战争，孩子们，当你真的谈论这些的时候，他们支持一切自由主义的东西。但他们想在上面贴上一个保守的标签。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341-342页）但是大多数州警不会这样看，他们总是认为卡车司机是不法分子、小偷和超载者，而卡车公司和工会也不会维护和提升卡车司机的形象。有些警察还会有意设置各种陷阱，然后敲诈那些外地司机。如果这些司机不想私下与警察达成交易，就要交保释金和出庭。然后等你在警局做完保释之后再回来的时候，你停在路边的车的轮胎没了，驾驶室被撬了，收音机也没了。这是成千上万卡车司机的遭遇。那些警察与干这些事的人其实是一伙的（345页）。于是德克尔说“你有一种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带着一车酒水冲破封锁线的感觉。你有一种想打警察的感觉”（344页）。这使我想起中国改革开放后引进的第一部美国电影《车队》（Convoy，导演: 萨姆·佩金帕，1978），讲述的是一群卡车司机反抗不合理的限速规定，与公路上与警察、军警斗智斗勇，最后受到民众英雄般的欢呼的故事。我们在学校的露天操场上看完之后，讨论的议题不是反抗，而是“七彩的美国车队开进了中国”。就是因为影片中的美国司机所带来的可乐、麦当劳、流行音乐等七彩的文化冲击，记得后来有人写了文章发表在油印小报上。
比尔·塔尔克特（Bill Talcott）的工作身份是“组织者”，听起来有点陌生，难以想象这是一份什么工作。他自己说：“我的工作是试图改变这个国家。这是我选择的工作。人们问我‘你为什么干这行？’的时候，就像问你得了什么病似的。我不觉得自己有病。我觉得这个国家已经病了。日常的不公正只是让我比其他人更感到难受。”（551页）开口就是要改变国家，在许多人看来这可真的是有病，而且病得还不轻。但是这本来就是应该有人去做的工作——在权力体系之外应该还有人也来关心如何改变国家。既然是要改变国家，“组织者”这个概念也很贴切。塔尔克特对自己的工作也有比较具体一点的说法：“我试着把那些被制度压制、排斥的人聚集在一起。你试图建立一个组织，一个将会赋予他们做出改变的力量的组织。每个身处社会底层的人都集中在这里。十年前，人们可以说穷人受苦，中产阶级得过且过。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同上）从塔尔克特的经历来看，读过大学、参过军，在六十年代为重要的民权组织工作过，在旧金山的黑人社区工作了三年。后来他在派克县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组织，成功地阻止了伯利恒钢铁公司开采一块坡地的计划，在这土地上为孩子们建了一个公园。这事让他看到了希望，从内心相信有能力改变现状，需要的只是勇气。因此，他说“我是我认识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在生活中发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幸运儿之一。”他还说“我想每个人都应该辞掉工作，做自己想做的事。你的生命只有一次。你有，比如说，六十五年的时间吧。你怎么能把四十五年的时间浪费在做自己讨厌的事情上呢？”（556页）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问题实在扎心：难道只要辞掉工作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吗？其实在这段访谈中，更重要的是塔尔克特的工作经历使他产生的对美国社会和历史的认识：“权力已经被少数人掌握。上层很小，底层很庞大。……他们有权力做坏事……”（552页）“历史的问题是，它是由大学教授所书写的关于伟人的历史。历史不是这样的。历史是很多小人物聚集在一起，决定为自己和孩子们过上更好的生活。”（557页）只是寥寥几句，但是从政治的权力结构到书写历史的权力，都是小人物应该奋起反抗的现实舞台。最后他想做的一件事也很有意思：“我想在一个由国家管理的老人院里走向我生命的尽头——组织人们和老人院的管理者进行战斗，因为他们没有管理好。”（557页） 在我看来，管理好国有的养老院、改善老人们的生活当然很重要，而且即便斗争失败了，对于那些被组织起来参加斗争的老人和组织者来说也是好的——小时候我们就知道“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斗争肯定会使那些原来只是晒晒太阳打发时光的老人焕发出革命的青春。
还有一位受访人所从事的工作实际上也是“组织者”，但是他有一个正式的身份是“神父”，这让人有点惊讶。刚满三十岁的莱纳德·杜比神父（Father Leonard Dubi）是圣但以理教堂的副主任司铎，他有两个身份：全职神父，社区组织CAP（公民行动方案，Citizen's Action Program）的联合主席。这个CAP社区组织会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向该市的政治和工业权力经纪人提出了挑战。他把之前在天主教慈善机构担任执事的工作比作是“渔夫”——试图用人工呼吸和创可贴让处在困境中的人们重获新生，然后又把他们送回那个把他们推入困境的社会中去。于是他知道自己必须做更多工作，而不仅仅是给人们包扎伤口。在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和倾听中，他对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印象是：他们都有偏见，都讨厌黑人，都支持在越南的战争；他们几乎不关心穷人（865页）。后来他发现“我们最强大的武器就是我们的声音的音量。面对一个现在被视作不可接近的人，让他在我们面前露面并表明他的立场。人民在政治上已经变得独立了。他们最近赶走了一位市议员……这些人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可以被称为市政厅，可以叫做私人公司。也可以叫大款。”（869页）音量、立场、独立和敌人，这是杜比神父的关键词，都很锐利和沉重。而把“音量”看作是最强大的武器，竟让我想起张国荣在电影《红色恋人》中喊的那句话：某人的耳朵是聋的，只能听到枪声！杜比神父当然不是过激的行动者，他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在联邦爱迪生公司的会议上打断了董事会主席的发言，由此深刻地体会到“自由就是对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发言权。……如果你是个只说‘好的’的人，你就不能成为一个人”（871页）。实际上这位神父说的是自由与发言权均是不可让渡出去的权利，失去它们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至于只会说“好”，后来也有了一些变化，比如有时候我们在微信中都喜欢听到那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的声音。
如果有一个人对我说他的职业是掘墓人，我肯定会认为他说的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肯定会想到他是一位左翼思想家。但是埃尔默·鲁伊斯（Elmer Ruiz）就是一位真正的挖掘坟墓的人，已经挖了八年的墓，一天最多能挖出六七座墓。他对自己的工作也有一点自豪感：“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掘墓人的。你可以以任何方式挖一个洞。一个掘墓人，你必须挖得很平整才行……它是多么方正，多么完美。一个人的躯体要进入这座坟墓。这就是为什么在挖墓时，你需要技术。”（786页）这是一门技艺，为陌生人的生命旅程打上句号的技艺。一个有着这样的丧葬文化传统的社会不能缺少它，因此鲁伊斯在访谈中谈到两年前在纽约发生的罢工事件，使两万具尸体躺在那里，没有人能够埋葬他/她们。对于这份工作，人们也会因为好奇而想知道一些问题。比如来自墨西哥的西班牙人会问他，是不是真的会在四五年后把坟墓里的人挖出来，然后换上新来的死者。他说这不是真的，“这些人被埋葬以后，就会永远埋在这里”（788页）。这既是职业伦理中的生死之问，也是行业童话中的终极之思。除了为技艺而自豪之外，鲁伊斯还有一个让他非常喜欢这份工作的理由：“我不认为工厂或办公室里的任何工作有多好。你整天都能呼吸到空气，这真是太美了。割草的时候，草的味道，真是太棒了。”（790）
在受访人中，律师这个职业是我比较关心的，尤其在美国的刚出道的青年律师。菲利普·达·芬奇（Philip da Vinci）是一名二十九岁的律师，原来一直在一家大型保险公司的法律顾问处工作，虽然“做得很好”，但是三年前他和一个同事突然辞职，到西部流浪去了。什么原因？一是工作压力太大，“这种类型工作所需要的全身心的投入，你每天、每周、每月所投入的时间，有一个不断燃烧直到熄灭的过程。一般人在这里一待上两年就会退出了。这行对身体的压力绝对是太大了，还有情感上的，天啊！”（834页）我好像是在采访现场亲耳听到他的诉说一样，实在太能理解了。二是在现实政治中的无力感和痛感。“你只是因为自己的无力而变得情绪病态。你想拿起枪去抓那个打了十三岁孩子的警察。你准备诉状，提交诉状，然后去陪审团面前，为一个被五个警察打得头破血流的孩子拿到二十五美元。你知道这是胡说八道。也许最好的办法是给这个孩子一把枪，然后说：‘好吧，去面对吧。’但这些都是令人沮丧的时刻。”“这段经历帮助我看清了很多事情，让我意识到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什么——这个系统对人的影响。”（835页）在头破血流的孩子与几个警察之间，你能如何面对呢？这位青年律师两次提到了“枪”，这让我想起一部电影。多年前还有一部音乐剧，其中有一首叫《枪》歌曲一出场就燃爆了。尽管如此沮丧和极端无力，但是这位青年律师还是告诫自己要“保持对希望的把握——更多的人会意识到。也许在我的有生之年，事情会变得更好”。我相信他一定会看到的。
消防员汤姆·帕特里克（Tom Patrick）是全书最后一位受访人。他对自己工作的意义看得很清楚、很感人，表达得也很朴素：“这个该死的世界是如此混乱，这个国家是如此混乱。但消防员，你真的看到他们在实打实地干活儿。你看到他们救火。你看他们出来的时候手里还抱着孩子。你看到他们在一个人快死的时候，嘴对嘴地给他施救。你无法绕过这种倒霉事儿的。这是真实的。对我来说，这就是我想成为人。……我可以回过头来说：‘我帮着扑灭了一场火。我帮着救了某个人。’这显示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些事情。”（911页）这是全书的最后一段话，也是所有“不快乐的劳动人民”最让人感动的一段话。
